天津市和平路169號，是一棟淡黃色的磚混洋樓，共兩層，狀似城墻，敦實平整。樓房的上檐是曲形渦卷，在夕陽里泛著赭色，高聳的大門默然立著，與車水馬龍的街角相對。

  我移步上前，驀然間發現門腰處的兩塊白玉牌匾，上面寫著“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和“大公報舊址簡介”。里面，是曾經《大公報》熙攘的文字世界。

  天津市大公報舊址門腰處的白玉牌匾。本組圖片均為曾晉 攝

  天津市大公報舊址。

  《大公報》在天津有三處舊址。午后時分，我搜索地址，來到《大公報》最初辦公所在地——現在的哈爾濱道42號。它消失在41號和43號門牌之間，埋在居民樓之中。道路兩旁，綠蔭亭亭如蓋。

  在幾次城市大規模改造中，《大公報》創刊地及印刷廠先后被拆除。1902年6月17日，就是在這里，排字工房飄出新鮮油墨的氣味，排滿鉛字的紙張還燙手。英斂之這位深受維新思想影響的報人，以社論作為武器痛陳時弊，在清末暮氣中劈開一道思想的光隙。創刊號報眉“大公報”三字是嚴復用狼毫蘸著憂患寫就的，報頭之下“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宗旨，穿越時空，透亮清晰。

  天津市哈爾濱道41號樓。

  已故《大公報》老記者劉洪升曾回憶，《大公報》在天津辦報，首先要報道天津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甚至社會風俗，各種人文環境、地理環境都要報道。這對提高天津知名度，促進天津走向全國、走向世界，起了很大作用。

  我站在安靜的街道，想著那一盞盞星火都藏在這方寸建筑之中，從海河到黃浦江，再到香江，至今依舊沒有熄滅。

  離開哈爾濱道，走了約半個小時，我來到曾經的日租界旭街，今天的和平路169號。據說，1906年初，《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接到“館房轉主”的通知之后，立即通過比利時教士雷鳴遠向望海樓教堂借款一萬元，租用東京建物株式會社的地皮，自建二層洋樓，同年9月5日遷到新址。這就是《大公報》的第二處家。

  如今，撫摸小樓外墻，能觸到不同時代的斷層，青磚接縫處遺留下歷史滄桑。這座磚木結構的小樓見證了中國現代新聞業最壯闊的浪潮，筆尖劃過稿紙的沙沙聲似乎依舊清晰。

  在日本軍國主義逐漸擴大侵華勢力范圍的時期，《大公報》嚴厲譴責日寇的暴行，呼吁國內一致抗日，刊登社評《天津本報發行轉移之聲明》，表達“絕不接受非法統治”的不屈姿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大公報》天津版?？??？墒?，小樓的身影從未消弭，在爛漫的霞光天色中，我仿佛看見它，輾轉于上海、武漢、重慶、桂林……無論如何顛沛奔波，《大公報》為抗戰的吶喊從未停止。直到1945年，《大公報》特大號鉛字印刷“日本投降矣！”五個大字、一個感嘆號，簡單有力的一句話瞬間傳遍中華大地。

  夕照之下，我看向陽光閃亮的一處窗口，好像看到了范長江在延安窯洞里的那盞油燈。在那個民族危亡的關頭，范長江加入《大公報》。

  范長江意識到，抗戰的大后方在中國西部，應當有人去考察，讓人們看到那里的風景、聽到那里的聲音。西北之行的一次次徹夜長談，這位年輕記者篝火下的字跡，記下紅軍北上抗日的身影，照亮“千年未有之變”，展現中國前進的新方向。系列通訊《中國的西北角》，曾震撼全國，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經典。

  步行街上的銅板。

  離開小樓，我走上臨樓步行街。大理石路面上鑲著一塊暗黃色的銅板，銅質表面被無數人的腳步踩得光滑發亮，上面寫著“迄今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字樣。這處舊址在歷史的長河里，幾經滄桑。許多人士都曾為保留它奔走，天津市政協委員及有識之士多次現場考察，以提案形式呼吁，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多次建議要保護好《大公報》的老報館。

  白日將盡，這個傍晚里的小樓，工人們坐在雕花廊柱旁的門式腳手架上，用軟毛刷小心拂去灰塵，用鋼筋鐵骨重塑它的樓架，匡新它的軀殼。

  2025年8月，天津市文物局正式批復同意《大公報舊址修繕工程現狀勘察與設計方案》，標志著這一承載百年歷史的建筑保護性修繕工作取得關鍵性進展，進入到實質性實施階段。(作者：曾晉)

  天津市大公報舊址樓房屋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