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環球》雜志記者 吳曉凌（發自舊金山）

編輯/胡艷芬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灣區是全球知名科創中心硅谷所在地，半個多世紀以來，它引領半導體、芯片制造、個人電腦、互聯網、社交媒體等革命性技術與新興產業發展，改變了全球的科技發展面貌。

　　在全球經濟版圖上，舊金山灣區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按照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ABAG）及大都會交通委員會（MTC）共同采用的標準，灣區包括9個縣，主要城市有舊金山市、東部的奧克蘭市以及南部的圣荷西市等；總面積約18000平方公里，包括三分之一的水域面積。

　　這里并非傳統工業中心，卻連續70年引領科技變革。從20世紀50年代的半導體芯片制造、80年代的個人電腦、90年代的互聯網，到2010以來的移動應用與社交媒體，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AI）時代，舊金山灣區一直是全球排名首位的以“創新”為核心生產力的地區經濟體。

　　惠普、英特爾、蘋果、思科、甲骨文、谷歌、“元”公司、X公司（前身為推特）、特斯拉、英偉達、開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等世界知名科技公司在這里生根發芽，開枝散葉，坐擁數萬億美元市值。最新報告顯示，整個舊金山灣區2023年經濟總量約為1.2萬億美元，相當于世界排名第17到19位的經濟體。

　　如果說舊金山灣區上一輪的增長主線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那么當前則是AI占據主導。貫穿舊金山的高速公路旁的巨幅廣告牌，十之八九題材是AI；大語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體（Agent）應用、機器人與算力基礎設施，正在占領灣區的科技創新方向；OpenAI和英偉達成為當今最炙手可熱的企業，尤其作為AI“軍火庫”的英偉達“一芯難求”，成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5萬億美元的公司。

　　據業界數據，2025年截至目前，AI公司在美國風險投資交易中約占36%，在融資總額中約占58%。僅第三季度，美國風投約306億美元，其中大半流向AI領域，約240億美元。整體AI市場規模預計在2025年接近2440億美元。

　　除了傳統的大語言模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向，舊金山灣區涌現出大量聚焦“機器人具身智能”“AI基礎設施”“行業智能體服務”的初創公司。打造AI網絡基礎設施平臺的創業公司也獲得大額融資。

高校和政府的角色

　　回顧過去70年，舊金山灣區和硅谷的成功，其所推動的每次技術革命和創新演進，都不是個別企業的突破，而是大學、政府、資本、社會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斯坦福大學與加州大學，尤其是位于灣區的伯克利分校形成了智力引擎。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院長弗雷德里克·特曼更被稱為“硅谷之父”。他在二戰后就提出并實踐了“大學促進產業創新”的理念，讓斯坦福的科研成果走出實驗室、進入市場化應用。他鼓勵學生與教授利用自己的科研專利直接創業，并推動在校園附近劃出土地，建成后來聞名世界的斯坦福工業園，成為現代科技園區的雛形。這在當時美國大學界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創新，也成為全球“大學科技園”模式的源頭。受他的鼓勵和啟發，惠普、仙童半導體相繼誕生，為硅谷根植了工程師創業的基因。

　　美國各級政府盡管并不主導硅谷，但扮演著制度設計者與環境構建者的重要角色。20世紀5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將大量國防研究經費投向高校與科研機構，通過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項目局（DARPA）、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機構投資基礎科研。地方政府則積極進行公共財政投資，建設高速公路、光纖網絡、科研設施等，灣區的基礎設施更新始終走在全國前列。

　　加州法律明確禁止“競業限制條款”，允許人才自由流動，任何雇主都不能禁止雇員在離職后到競爭公司工作或創辦競爭業務，從而形成了硅谷最重要文化之一的“知識自由遷移”現象。此舉有效防止了企業壟斷人才，促進舊金山灣區形成獨特的創新環境。

　　硅谷創立之初，仙童半導體就是其著名的創業孵化母體，從20世紀60年代起，被稱為“八叛將”的公司工程師與高管不斷出走創業，直接成立了后來的英特爾和超威半導體公司（AMD）等芯片企業。同樣的邏輯在硅谷的人工智能時代繼續上演?！霸惫?、谷歌的研究人員紛紛出走，幫助建立起OpenAI、Anthropic等人工智能初創公司或自立門戶創業，引領科技發展新方向。

創投環境是重要支撐

　　硅谷的成功，得益于日益完善的創投環境。助力初創企業脫穎而出的各種因素中，風險資本和孵化機制對初創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初創企業是舊金山灣區的創新主體和活力源泉，眾多科技巨頭都是從幾個人合伙創業起步，進而發展壯大。

　　在這個過程中，風險投資的制度創新為硅谷騰飛提供了燃料，改變了傳統金融邏輯，激發出以股權激勵創新的新機制，以少數的巨大成功補償多數的失敗。并且，除資金支持外，風投還提供戰略指導、資源網絡、管理經驗，其在硅谷的創業生態系統中占據極為重要的位置。據Crunchbase的報告，2024年灣區公司共吸引約900億美元風險投資，占美國全年風投（約1780億美元）的57%。

　　從20世紀70年代起，硅谷沙丘路上就聚集了為數眾多的風險基金，追投有前景的初創公司，形成了從種子輪到上市的完整投資體系。初創企業無論處于種子期、成長期還是成熟期，都有獲得融資的渠道。

　　各類投資人憑借成熟的關系網絡，還起到促進企業與科研、企業與市場以及企業之間資源有效整合的作用。風投資金也可通過初創企業并購或上市等退出機制實現盈利，一些基金投資周期通常長達10年。貝寶（PayPal）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2004年投資剛成立的臉書50萬美元，在臉書上市后獲利超過10億美元，回報數千倍，成為天使投資人的成功典范。

　　硅谷企業的成功也離不開加速器的助力。硅谷一些知名加速器兼有風險投資公司和孵化器的雙重功能，它們負責為初創企業提供辦公空間，協助制定發展規劃，通過舉辦各種交流活動，搭建起創業者與成功企業家和投資者、財務與法務人員溝通的橋梁，指導公司創始人處理拓展市場、增加營收、提升用戶體驗、雇用員工、籌集資金等創業難題。入選知名加速器，普遍被認為是初創企業在硅谷初步建立商業網絡和知名度進而走向成功的象征，其篩選過程非常嚴苛。

　　YC創業孵化器堪稱硅谷最成功的加速器，愛彼迎、多寶箱（Dropbox）等著名初創公司都經由其孵化。其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曾對入選YC創業孵化器的511家公司做過統計，顯示約7%的公司獲得理想的成長，估值均超過4000萬美元。

制度化的容錯機制

　　加速器可助力初創公司加速獲得成功，但硅谷問題專家克里斯·耶表示，硅谷加速器、孵化器的真正任務并不是保證初創企業取得成功，而是加速其完成生命周期。硅谷投資人雷納爾多·諾曼德也認為，單靠金錢并不能產生結果，僅靠投資也無法讓科技中心崛起。當創業者和投資者都擁有正確的思維方式和長期愿景時，風險資金才會對創業生態產生積極影響。

　　風險投資是一種容忍失敗的資本制度。在硅谷，盡快失敗與盡快成功同樣重要。試錯后各種要素可通過重新創業等方式進入硅谷生態系統再循環，使硅谷生態的運行更有效率。更高的創業頻次在整體上也會提高硅谷初創企業的成功數量。

　　這套制度化的容錯機制使得失敗不再是個人悲劇，而是系統演化的必要部分。創業者不會因為一次失敗而被污名化，或被創新生態淘汰，反而會被認為獲得了一次寶貴經驗，只需再次出發。這種文化根基體現在一句創業者的口頭禪中——“快速失敗，更快學習?！边@種集體心理，使得硅谷能在科技范式轉換時主動擁抱不確定性。

　　在這種思維下，硅谷不是單向的成功者俱樂部，而是一套不斷循環的能量再分配機制。甚至每一次泡沫破裂，都在為新一輪創業提供契機，創業者可以繼續不斷尋找新的藍海。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后，貝寶團隊分化成多個新公司，馬斯克創立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彼得·蒂爾成功投資帕蘭蒂爾公司（Palantir），其他創始人分別創辦了領英和優兔（YouTube）。

　　舊金山灣區針對初創公司的法律、財務服務也日臻完備發達，知名學府與產業間的良性互動更成為典范。各種要素有機結合，彼此促進，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合作效率，各集群共生形成強大的創新生態系統，產生吸納效應。凱鵬華盈風險投資基金（KPCB）合伙人貝絲·塞登伯格說，硅谷的創新生態和創投環境在全美無可匹敵，即使在科技產業也很發達的加州南部地區，初創企業想要獲得更好的發展機遇，也紛紛來硅谷尋求機會。

下一個“硅谷”可能完全不同

　　世界不少國家，包括美國的很多城市都希望復制硅谷的成功模式。而硅谷業內人士認為，孤立復制硅谷各種資源要素的配置經驗并不能帶給其他地區長期的發展。

　　硅谷的創新生態已經成長為一個彼此融合的強大有機體，用克隆一詞更加準確。而初創企業背后的創新型人才與創新文化，才是這個有機體最有價值也是最無法克隆的部分。

　　硅谷投資人雷納爾多·諾曼德明確表示，“試圖通過向企業家投資或建立花哨的孵化空間來復制一個硅谷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另外建立一個新硅谷絕無可能。即使移植硅谷生態的所有物質要素，包括政府激勵措施、學術支持和充分的投資，也需要數十年才能產生結果。鑒于科技的指數級演變，下一個“硅谷”很可能與現在的硅谷完全不同。

　　他考察了全球各大新興科技城市后得出結論，其他城市希望擁有硅谷這樣強大而獨特的科技生態系統，除了借鑒硅谷的成功經驗和做法，更重要的是向內尋找自己的競爭優勢，發現獨特的發展路徑。在他看來，中國強大的科技供應鏈和硬件人才建設已經可以匹敵硅谷。中國（深圳）的發展經驗可供其他城市借鑒。

舊金山灣區的新考驗

　　舊金山灣區并非僅有成功而沒有挑戰。這里生活成本極其高昂，房價居高不下，年輕工程師負擔沉重，創新者越來越難在這里長期定居，人才外流趨勢加劇。紐約、奧斯汀、西雅圖、丹佛、邁阿密等科技產業蓬勃發展的城市，不得不以各種優厚條件與硅谷爭奪人才。

　　在目前美國限制移民、收緊簽證的情況下，外來科技人才和國際科技交流的減少對硅谷未來發展的影響不可低估。美國政治極化也影響到科技界的團結，更為“逃離硅谷”推波助瀾。

　　圍繞科技的倫理困惑與監管缺位也對舊金山灣區的未來發展形成牽制。硅谷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巨頭因為隱私保護、信息操控、數據安全、行業壟斷等方面暴露的問題不斷被發起調查和處罰。平臺用戶數據泄露丑聞不斷。

　　隨著各國政府不斷加強和完善對互聯網企業的監管，用戶的個人數據安全保護意識日益增強，這勢必會對互聯網巨頭的未來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削弱其盈利前景。同時，生成式AI的爆發式增長同時帶來虛假信息、社會公正等新問題和新挑戰，探討AI對人類影響的速度趕不上技術演化的進程，如何在創新與約束之間取得平衡，成為舊金山灣區面臨的新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