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灣區:從工業海灣邁向未來智慧生態區

文/《環球》雜志記者 胡曉格(發自東京)
編輯/馬瓊
每天有約500艘船舶在東京灣浦賀水道往來穿梭;這片海灣承擔著日本全國約四成的集裝箱貨物吞吐量;全日本約三成的原油、五成的液化天然氣都經由此地進入日本;而西北岸的東京港,更是東京圈四千多萬人日常生活與產業運轉不可或缺的“生命線”——這就是以高端制造業著稱的世界四大灣區之一的東京灣,堪稱支撐日本經濟發展的“海上大動脈”。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東京灣曾是重化工業的聚集地,沿岸鋼鐵、石化、造船、汽車、電力等重化工企業星羅棋布,港灣煙囪林立、貨輪云集。而今,清晨的東京港碼頭已呈現另一番景象:自動化岸吊運轉不停,閘口車流穿梭如織,部分泊位裝設了太陽能發電設施,人工智能(AI)系統正實時預測著集裝箱庫存變化……東京灣正從昔日的制造業中心向綠色智慧港灣蛻變。
從“造島”到“造城”
東京灣位于日本本州島中部的太平洋海岸,由房總半島與三浦半島相向環抱,面積約1320平方公里。依托這一天然海灣發展起來的東京灣區,通常指包括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和埼玉縣在內的日本東京圈。該區域僅占日本國土面積的3.5%,卻聚集了約4440萬常住人口,經濟總量占日本全國比例超過三成。
東京灣的開發可以追溯至江戶時代(1603-1868)初期。1603年,隨著德川家康在江戶(今東京)設立幕府,此地躍升為全國政治中心,東京灣的戰略價值隨之凸顯。但由于平原面積有限,幕府開始大規模填海造陸,向海洋拓展城市空間,佃島、石川島等人工島相繼建成。然而,這一時期東京灣的功能仍以海運樞紐和漁港為主,其龐大的經濟潛力尚未被充分發掘。
東京灣區的真正變革始于明治時代(1868-1912)中期,二戰后更迎來跨越式發展。戰后,日本重工業迅速崛起,造船、鋼鐵、石油化工等產業集中布局東京灣沿岸。然而,受限于土地緊缺,政府只能繼續通過大規模填海獲取工業用地,環繞著東京灣的大部分濱海地帶被開發成人工海岸線,形成了眾多人工島嶼。在這些新生土地上,大量工業區與港口設施相繼建成,東京港、橫濱港、千葉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橫須賀港等六大港口環灣分布,為東京灣的工業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
經過多年發展,東京灣區形成了以京濱工業帶與京葉工業帶為兩翼的臨港工業格局。京濱工業帶的范圍從東京延伸至橫濱,包括川崎和橫須賀,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四大工業地帶之一,以機械工業為核心,集聚了眾多汽車及摩托車制造廠。此外,化學工業與印刷出版業也占有顯著比重。京葉工業帶位于千葉縣的東京灣沿岸,開發相對較晚,其獨特之處在于突破了日本工業地帶普遍以機械工業為主的模式,形成了以化學工業為主導的鮮明特色。這兩大工業區共同構成了東京灣沿岸具有活力的產業集聚帶,既形成差異化發展特色,又通過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鏈協同推動區域經濟持續發展。
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制造業外遷和環境問題加劇,東京灣區進入轉型期。曾經煙囪林立、機器轟鳴的工業海灣,開始悄然褪去“重化工業帶”的外衣,邁向服務經濟與綠色發展并行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東京灣區各地開始推進港口升級與城市更新,將大量廢棄工業區轉化為商業設施與文化空間。其中,由工業倉儲區蛻變而來的東京臺場海濱景觀區,正是這一階段城市再生的典型代表。
隨著制造業外遷和港口功能外移,東京都政府啟動臨海副都心計劃,將原本的工業、倉儲地帶重塑為集商務、居住、觀光、文化于一體的未來型城市新區。20世紀90年代以來,富士電視臺總部、東京國際展示場、大型購物中心和海濱公園在臺場一帶陸續落成,昔日荒涼的填海地煥發出新的城市活力。
進入21世紀以來,東京灣區的發展重心逐步從傳統工業向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在這一系統性轉型中,由東京都政府主導的“東京灣eSG(環境、社會與治理)項目”成為關鍵推動力。該項目瞄準未來50年至100年,致力于構建一個資源可循環、環境零負荷的城市系統,具體路徑包括打造零排放建筑與公共交通體系,以及建立以“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為特征的可再生能源網絡。隨著綠色基礎設施與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東京灣區正在實現從“工業集聚”到“智慧生態”都市群的戰略性跨越。

從亂到治:東京灣區規劃啟示錄
東京灣區被譽為人工規劃灣區建設的典范。
在日本戰后經濟騰飛的起點上,東京灣一度陷入令人頭疼的“繁榮混亂”。彼時,造船、鋼鐵、化工等產業在灣區迅速聚集,港口成為日本工業的生命線。然而,由于缺乏統一規劃與管理,東京灣的各大港口陷入無序競爭——船舶滯留、貨物積壓成為常態,曾經的經濟動脈,一度堵塞成了“瓶頸地帶”。
為應對失控的局面,日本政府迅速采取行動。1950年頒布的《港灣法》,成為東京灣重獲秩序的起點,確立了國家在各港口發展中的宏觀戰略主導地位。東京都港灣局港灣經營部發布的報告稱,在《港灣法》制定之前,日本的港口由國家、地方公共團體以及民間企業三方共同管理。該法確立后,規定每個港口只能設一個港灣管理者。這一制度的確立,標志著自明治時期以來日本港口行政管理的統一化,具有劃時代的改革意義。
1967年,東京都政府進一步提出《東京灣港灣計劃基本構想》,根據東京、橫濱、川崎、千葉、木更津、橫須賀六大港口各自的特色優勢,明確各港口的分工。其中,東京港主攻內貿與城市物流,橫濱港發展國際航運,千葉港專注能源與重工業,川崎港承擔原材料流通,木更津發展商貿與旅游,橫須賀港則保留軍事功能。政府主導的這種精細化分工,使東京灣實現了由“競爭”向“協作”的歷史性轉變。
東京灣區的創新活力與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的集聚也密不可分,這種知識溢出效應,為區域產業的升級與創新提供了持續動力。日本政府發布的《2024年首都圈發展情況年度報告》顯示,企業層面,截至2022年末,資本金超過1億日元(1日元約合0.05元人民幣)的日本本土企業中,有17412家企業落戶東京灣區,占全國總數的58%;其中,資本規模超10億日元的企業更顯集中,達3021家,占全國約64%。外資企業同樣呈現高度集聚態勢——截至2023年,日本全國共有3172家外資企業,其中約88%聚集在東京灣區。同時,索尼集團、三菱商事、日產汽車、引能仕控股等眾多世界500強企業總部在此云集,共同構筑了產業創新的核心矩陣。
東京灣區也是日本頂尖智力資源的匯聚地。截至2020年,東京灣區內共有232所大學和研究生院,占全國近三成;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總人數超過120萬人,占全國約40%。產業、資本與知識的高密度集聚,使東京灣區成為日本乃至東亞最具創新輻射力的經濟增長極之一。
此外,東京灣區依托政府、龍頭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協同合作,建設了多個新技術示范與試驗區域,如柏葉智慧城市、臺場未來交通試驗區、藤澤生態城及相模機器人產業特區等,進一步促進了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
以千葉縣柏市正在建設的柏葉智慧城市為例,該項目由柏市政府、三井不動產和東京大學等共同推進,旨在以車站為中心構建智慧城市樣板。項目通過“官、民、學”協同機制,在能源利用、交通管理、健康生活等領域探索可持續發展的城市運營模式。
“我們在建設過程中會面臨各種難題,但政府、企業與學術機構會相互協作,各展所長,這樣緊密的合作模式在日本也極為少見?!比粍赢a柏葉智慧城市建設推進部工作人員小林悟說。
氫能智行灣區夢,愿景之下隱憂存
在全球能源轉型和碳中和目標推動下,日本正以東京灣區為核心積極布局氫能社會建設,努力打造世界領先的氫能城市群。
東京灣區周邊集聚了日本主要的氫能研發、示范與產業化項目。川崎重工等企業正在聯合推進HySTRA項目,構建覆蓋制氫、液化、運輸、儲存和應用的完整產業鏈。該項目計劃利用煤化程度最低的褐煤制造氫氣,開發運輸及儲藏液化氫氣的實用技術,力爭在2030年左右實現氫能源商業化。2017年年底,同樣作為日本新能源及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的援助項目,川崎重工和大型建筑公司大林組在神戶建成日本首座氫能源電熱聯產系統示范工廠。
能源創新之外,東京灣區的智慧交通同樣走在全國前列。今年11月1日,東京臨海副都心自動駕駛交通系統“百合鷗號”迎來開業30周年。這條連接新橋、有明與豐洲的自動駕駛線路,見證了東京灣區從荒蕪填海地到國際化城市副中心的蛻變,也成為東京交通智慧化發展的生動縮影。
“自動駕駛技術真是了不起,車內總是干凈又舒適?!币幻俗鞍俸销t號”20多年的埼玉縣乘客在周年紀念活動上感嘆道。1995年開通時,“百合鷗號”是日本繼神戶“港灣線”之后第二條全自動無人駕駛軌道交通系統,它采用當時領先的自動控制技術,能夠在無司機操作的情況下精準完成加減速與??孔鳂I。
“百合鷗號”的運營最初被視為冒險之舉。由于泡沫經濟破滅,原定進駐臨海副都心的企業紛紛撤退,1995年通車初期日均乘客僅2.4萬人,不足預期的一半。次年迎來轉機,隨著東京國際展示場啟用,富士電視臺總部遷入臺場,“一切都變了,乘客一夜之間翻倍?!边\營公司營業管理課課長相澤將義回憶說。動漫展、音樂節等大型活動相繼舉行,“百合鷗號”逐漸成為支撐東京灣區人流與經濟活力的重要紐帶。
進入21世紀后,這條線路持續以智慧化升級引領東京交通現代化。列車車廂改為更適合活動的長座椅布局,系統引入AI輔助調度以應對活動高峰。從2019年起,車站還配備AI翻譯機,提升對外國游客的服務能力。如今,東京灣沿線的乘客中,約七成為臨時游客和觀光客,占比遠高于一般城市通勤線路。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10月24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百合鷗號’自運營以來,始終作為連接市中心與臨海地區的重要交通基礎設施,為東京的可持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p>
但分析人士同時指出,東京灣區在邁向未來的同時,也面臨諸多挑戰。
生態治理方面,長期工業化造成的海洋污染、泥沙沉積、生態系統退化等問題尚未根治,氣候變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與臺風頻發也對沿岸地區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產業結構方面,川崎、千葉等傳統工業區在轉型升級中面臨高成本與設施老化難題,而東京“一極集中”現象依然突出,區域發展不平衡持續存在。
此外,少子化與老齡化社會問題日益嚴峻,也對灣區持續激發創新活力形成制約。如何統籌解決環境治理、區域平衡與人口結構等系統性問題,將是對其能否持續引領日本發展的關鍵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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