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面向大海，浩蕩開闊；玉溪，枕著山湖，碧玉清溪。兩座由水得名、相隔千里的城市，因一位音樂家產生了微妙而動人的連接——玉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作曲者聶耳的故鄉，賦予了他最初的啟蒙和創作的底色；上海，是這首歌的誕生地，為他提供了廣闊的舞臺與時代的和聲。

  9月，作為一名常駐上海的記者，我有幸和近60位來自全球的嘉賓一同走進云南玉溪，走進聶耳紀念館，走進他短暫卻熾熱的一生。

  旋律初醒

  23歲，是一名本科生完成學業、步入社會、開啟人生新篇章的年紀。然而，對于聶耳來說，23歲是他藝術生涯的巔峰，也是他生命的終章。

  如果說他的人生在23歲那一年奏響了高潮，那么他在云南度過的童年就是“引子”，青少年時期則是逐漸推進的“主歌”，為“副歌”的爆發做了鋪墊。

  在玉溪市紅塔區北門街3號，一座風格樸素典雅的瓦房正是聶耳故居紀念館。小時候，他自學了笛子、二胡、三弦等樂器。10歲那年，聶耳和兄弟幾人用攢下的壓歲錢買了若干樂器，組成一個家庭樂隊，常在家中演奏花燈調等民間曲藝，為清貧的童年歲月增添了些許歡樂。

  在聶耳故居紀念館里，我看到了一張聶耳男扮女裝的舞臺劇照。請教了玉溪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玉溪市聶耳和國歌研究會會長時遂營，才得知這也和云南花燈有關?；魬蚬澴嗝骺?、形式活潑，是云南歷史悠久的地方劇種，內容多聚焦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且劇中常由男性反串女性角色。演員惟妙惟肖的演繹給童年時期的聶耳留下深刻印象，日后他親自反串演出的經歷，更體現出對傳統文化的熱愛。

  云南不僅民間文化底蘊深厚，還是一片孕育紅色思想的沃土，聶耳心中的革命火種，正是在這里悄然萌發。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舉國震動。云南人民迅速響應，成立“五卅慘案后援會”。在共產黨與共青團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學生運動日益高漲，聶耳也成為積極參與者。他通過游藝會演出宣傳募捐，以實際行動支援上海工人。

  1927年，聶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校期間，他學習更加勤奮刻苦，思想越發要求進步，漸漸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一顆革命的種子在他心田播下。

  聶耳留下的音樂作品有據可查的超過40首，包括《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賣報歌》《開礦歌》等。在聶耳紀念館的二樓展廳，我意外發現了一張泛黃的小尺寸曲譜，歌名為《省師附小校歌》——這也是聶耳人生中創作的第一首歌曲。

  據講解員普一敏介紹，1928年，16歲的聶耳在云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念書時，每天途經旁邊的師范附小，他覺得這所學校應當有一首培育學生自強精神的歌曲，于是與友人共同創作了這首清朗昂揚、充滿朝氣的作品。

  隔著玻璃展柜，我仔細辨認歌詞——“同學們，大家起來，鍛煉勤苦耐勞的個性”，結尾處是“我們努力！我們前進！”，不禁讓人聯想起聶耳之后的代表作《畢業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18歲出門遠行前，聶耳所經歷的抗爭與無奈、殘酷與溫暖、失去與收獲，最終孕育成音樂和革命的種子，在他隨后的創作高峰期破土而出。

  復調人生

  如果說聶耳的人生是一部音樂作品，那么這首歌很可能是一首“復調”樂曲。復調是一種由兩條或兩條以上的旋律線，在同時進行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多聲部音樂，就像多才多藝的聶耳。

  除了眾所周知的作曲才華，聶耳紀念館還呈現出他更多面的形象：彈吉他、跳踢踏舞、演戲劇，甚至包括他寫的詩歌與評論。

  如何評價聶耳這種“跨界”的綜合藝術素養對音樂創作的影響？《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打磨過程尤為說明問題。

  1935年，《風云兒女》的劇本和主題曲的歌詞已完成。對于田漢等左翼文藝工作者的相繼被捕，聶耳義憤填膺，創作激情也被喚起。于是，他主動請纓，要求擔當起《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任務。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1258號三樓狹小簡陋的亭子間，他不斷推敲旋律，最終采用G大調的曲調，以號角般堅定的大三和弦分解音型，雄壯有力地唱出了中國人“不愿做奴隸”，愿以“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的吶喊。

  譜曲過程中，聶耳對歌詞也做了精心優化：他添加了三個“起來”，一個比一個有號召力，把音樂的發展引向高潮；神來之筆是，他在“前進”之后加了一個“進”，凸顯中華民族前進不止、奮斗不息的精神。

  “正是這種‘跨界’素養深刻滋養了他的音樂，正是這種對歌詞文學性、思想性的敏感，讓國歌如此鏗鏘有力、直擊人心?！睍r遂營說。

  是人民音樂家，也是革命斗士，兩條主線交織成聶耳的生命樂章。作為革命者的聶耳，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武器就是他創作的音樂。1933年，聶耳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細看聶耳的創作列表，不難發現，入黨之后的他進入了創作高峰期。

  怎樣做革命的音樂？聶耳和田漢用《義勇軍進行曲》攜手回答。革命的音樂作品應該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更應該為國家歌唱，為時代發聲。

  余音回響

  如同一顆流星劃過天際的聶耳，生命之歌并未就此終結，余音永續。

  在紀念館里，我讀到他的日記與家書?？粗切┗虺錆M斗志，或充滿真情的話語，仿佛他就在我身邊耳語。

  “不愿把一分一秒有用的光陰耗之于無聊。音樂、戲劇、電影，便是我一生的事業，我愿在這一生里去研究、學習?！彼诩視兄笔阈匾?。

  “明天開始新計劃，隨時不忘的是‘讀書！’‘拉琴！’”1935年7月16日，聶耳寫下這句話，這是他最后一篇日記。第二天，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鵠沼海濱洶涌的海潮，無情地奪去了他昂揚向上的生命。

  聶耳的音樂回響不僅跨越了時代，其抗爭、團結、前進的精神內核，也喚起了世界范圍內的共鳴。

  在玉溪，我遇到了來自阿曼最大媒體機構之一馬斯喀特傳媒集團的編輯哈立德·穆薩，他是參加“2025全球南方媒體智庫高端論壇”的嘉賓之一。

  “中國的國歌是世界反法西斯音樂陣營中響亮的旋律，即使我不是中國人，每次聽到中國國歌，總感到一股力量?！蹦滤_一邊激動地說，一邊在聶耳紀念館中頻頻按下快門，“看展的時候，我一直在想象，他是如何在那樣的環境中創作出這首歌曲。我也忍不住設想，如果他活得再久一些，他一定會為中國、為全世界貢獻更多”。（有之炘）